三藩之乱后的尚可喜家族：乾隆朝仍是八旗高官

（二）降清时间先后及归降后的功绩多寡

是否为清初从龙入关的老辽东汉人是八旗汉军出旗的又一项重要衡量标准。如上文所述，发自乾隆七年的第一道汉军出旗上谕中明确提到：“八旗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人关者，有定鼎后投诚者，有缘罪人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有内府王公包衣拨出者以及招募之炮手、过继之异姓，并随母姻亲等类先后归旗，情节不一。其中惟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毋庸另议更张。其余各项民人等，或有庐墓产业在本籍者，或有族党姻属在于他省者，朕意欲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如有情愿改归原籍者，准其该处人民一例编入保甲。有情愿外省居住者，准其前往居住。此内如有世职，仍令许其承袭，不愿出旗者听之。”此段上谕包含了三重含义，首先，汉军原本就是汉人，出旗后应与汉人一体对待；其次，清初从龙入关的八旗将士要区别对待，免其出旗；最后，汉军的出旗完全出于自愿。此上谕发出后，清廷又加以规范，“前降谕旨……原指未经出仕及微末之员而言，至于服官既久，世受国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自不应星请改籍，朕亦不忍令其出旗”。由此可见，在汉军出旗伊始，由于汉军中上层的手中握有较大的权力，更不必为生计担忧，因此多不愿出旗，反而是众多真正需要照顾的底层汉军甲兵大量出旗，陷于孤苦无依的境地。也就造成了“有力愿出者，皆例之所格；例许出者，多无力之人；恐出之后，无以为生”的局面。

八旗汉军的编组是随着与明王朝的战争逐步升级，并在大量降附汉人的加入下不断得到扩充。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由于松锦之战后，降俘的人众甚多，时机也已成熟，清太宗皇太极将原有汉军四旗加以扩充，编成八旗汉军。史载：“设乌真超哈八旗。”旗色、官制均与八旗满洲相同。八旗汉军编成时，有兵“两万四千五十”。八旗汉军所辖佐领，崇德末年共有157个，又半分佐领5个；入关后陆续将降附汉人及三藩上层人员编为佐领，顺治年间净增47个，又在两个半分佐领中增加人丁编为整佐领。顺治十五年（1658年），共有汉军佐领206个，又半分佐领三个。康熙朝，因大量三藩余部的加入，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汉军佐领又增至258个，又半分佐领一个。雍正末年八旗汉军佐领增至270个。结合入关前后的汉军佐领数目可知，八旗汉军约有113个佐领是在人关以后编成的，这些佐领成员多是投降的明军残部和农民军余部。史载：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以和硕德豫亲王多铎等招降公、侯、伯、总兵、副将等官三百七十四员，拨入八旗”。第二年四月，又“分隶投诚官于八旗，编为牛录（佐领）”。此外，据《清史列传》记载，刘芳名、李国英、许定国、马得功、田雄、白广恩等明朝降将，均先后编人了八旗汉军。这些由人关后归降人员编成的汉军佐领或拱卫京师或驻防各地。查《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在乾隆年间汉军出旗过程中，禁旅八旗中仅裁减归降汉人组成的佐领半个，即由台湾刘国轩与郑氏族人合编的正红旗第五参领第一佐领。其中原因，主要是大量入关后新编成的汉军佐领，是以驻防的形式驻扎在各地。

除上述从龙入关人员以及入关后的归附者外，考察八旗汉军还必须要关注这支军队中的一股特殊势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顺王及续顺公”所部人员的编制变化。所谓“三顺王”及“续顺公”，是指清太宗皇太极天聪、崇德年间先后降附清朝后金的明朝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和沈志祥。孔、耿、尚三王与续顺公沈志祥及其亲族虽在清初就已编人八旗汉军，但其所部并未隶属于八旗汉军，只是在编制、待遇等方面与八旗汉军相似。三王、续顺公以及后降的吴三桂所领旧部是既非八旗也非绿营的一种特殊的军事编制。这是清初统治者对降兵降将实施笼络和利用独特政策的结果。直到“三藩之乱”后，他们所隶旧部以及三王、续顺公的后代子孙才被归入八旗。这也是康熙朝八旗汉军佐领数有较大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里重点讨论的是在三藩之乱后被编入八旗汉军的所谓“叛逆”，在乾隆朝八旗汉军大规模出旗的浪潮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康熙帝平定“三藩”叛乱后，吴三桂所部，除散其裹胁者外，悉发边远充军，以罪人待之，不编入旗岫。此外尚有余存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残部，因为实力已受到极大的削弱，“其藩下诸部落亦分隶旗籍”。至此，三顺王、续顺公的余部才完全被编入汉军。三顺王和续顺公沈志祥本人及亲族分别整编的八旗汉军佐领，入旗较早，而且在汉军出旗过程中基本保持稳定。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二月，“命尚之孝、尚之隆等家下所有壮丁，分为五个佐领，隶镶黄旗汉军旗下”。考诸《钦定八旗通志-旗份志》，尚氏所领有的五佐领在乾隆六十年仍然存在，而其他三王所属佐领也并未削减，这就说明在八旗汉军裁减的过程中，由三顺王和续顺公沈志祥本人及亲族编成的佐领似乎并未受到波及。至于原隶属藩下的普通士兵在被编人各地驻防汉军后，在乾隆裁减汉军过程中并未受到优待，与驻防各地的八旗汉军一同出旗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