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燕老师,致力于“性工作者权益”
凭借网络红人的影响力,女权网的论坛吸引了一大拨网民,包括“网络瑶瑶”。这个ID的头像是胸口上纹一只蝴蝶,她自称是小姐,迅速发表了若干言论,如“我是一个小姐,你愿意娶我吗?”
叶海燕并不在意瑶瑶是不是小姐,甚至不在乎“她”是男是女,她认为:有人替小姐说话就好。
这时网站内部的女权版主们迅速分化:一派认为,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不能和妓女一个网站;另一派是孤独的流氓燕,她力挺瑶瑶,就是要给小姐一个发声的阵地。她对各种刺耳的批评声脱敏了,“反正别人骂啊骂的就习惯了”。
最终站长流氓燕“独裁”了,她索性把网站改成“红尘网”,标榜“中国第一个关注妓女的网站”,“给红尘女留个未来!”
不出几日,叶海燕便遭遇了一连串打击:商家不再愿意免费为她提供网站空间,认为对公司形象有影响;民政局认为她没有挂靠单位,不给她的公益机构注册;老朋友也在吹耳边风,不赞成她搞这档子“脏活”;最后,辛苦搭起来的“红尘网”,在网络黑客孜孜不倦的攻击之下,彻底沦陷了。
忽然兵败如山倒,叶海燕变得躁狂又抑郁,想要放弃。
直到2006年5月底的一天,她接到电话说:黄瑶瑶被客人杀死了,被剪刀刺伤了全身。
“性工作也是工作”
小姐客人的故事天天有,头一回,叶海燕感到暴力伤害和死亡如此切近。
她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凭什么她们的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社会对她们的歧视和暴力难道是理所当然的吗?法律对她们公平吗?……
“性工作者的问题根源在于社会对她们的歧视和暴力。”叶海燕说。
在健康关爱和艾滋病干预之外,她决心在“小姐维权”的问题上,一条路走到黑。
叶海燕的“疯狂和极端”自那时伊始。没有资金,自己写稿子挣钱维持运转。那阵她狼狈得不行,天天吃方便面,连衣服都是小她9岁的男友从家里偷出来给她穿。每天她和男友轮流网上值班,删色情图片和政论。志愿者都走光了,她还天天在网上跟人吵架,“觉得工作室特了不起”。
真正“看不见硝烟,却也惊天动地”的思想转变,是在2007年6月,她与台湾日日春和香港紫藤等两岸三地NGO碰了头。被问起对性工作者的看法,叶海燕说:我尊重每一个姐妹的选择,可我自己不会做妓女。
紫藤的资深NGO人严月莲问她:你为什么不愿意做妓女?
叶:因为妓女的工作很危险,而且会影响自己今后的爱情与婚姻。
严:哪一种工作不是有利有弊?真正的原因是你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妓女这个职业。
叶海燕懵了。一直以来,她举着“拯救姐妹们脱离苦海”的大旗,“性工作权”这类命题,从未想过。
从那以后,她的性工作者维权路越走越高亢。她在武汉闹市区征集签名,倡议每年8月3日为“性工作者节”,发起终止对性工作者暴力的“红雨伞运动”……
资金紧张似乎是叶海燕永恒的话题,往往只有民间零敲碎打的个人捐款。机构捐款往往要求她的主要诉求。叶海燕表示,要用发声的自由换取资金,她不干。
2008年,叶海燕获得中盖项目艾滋病计划的支持。项目计划书里,她写道:女权工作室将用7年的时间,建立一个覆盖全武汉性工作者的防艾网络。不久,她以一个NGO人的身份,赤裸裸地发布了一个悚动的消息——她本人也性交易了。
她进了一个QQ群,接了第一个客。接下来一个月陆续有了五六个客人,进账1500元左右。她想更好地理解这个边缘人群,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单亲妈妈要养活自己的女儿。
她把人豁出去了:“性工作也是工作,性工作者作为公民的各种基本权利更应该得到保障”。
“志在民间的思想动员”
卧底“十元店”后,叶海燕为冬天的姐妹们送去了募捐来的安全套和毛毯。她还大胆设想,给55岁以上的贫困性工作者发放养老保险,每个月30到50块,可她穷得连自己和念小学五年级的女儿都养不活。
但进色情场所发几个套子、为个别性工作者做几次妇科检查,远非叶海燕的终极目标。她心气十足,“志在民间的思想动员”。
她几乎在所有门户网站注册了博客和微博,有事没事就码字刷屏,阐述她的理念。时不时会有一些NGO组织请她讲座,她便倒出一箩筐设想。她甚至还有自己的一整套“战略目标”——但看起来似乎遥不可及。
中国内地全面禁止性交易。叶海燕认为,从目前来看,免除对贫困性工作者的经济处罚,或是最可能争取的目标。台湾地区过去规定“罚娼不罚嫖”,2011年11月被废止,理由是违反“宪法”平等原则。
2010年夏天,当不戴面具的叶海燕出现在亚太性工作者会议现场时,印度、泰国几国的国际友人都吃了一惊:素闻中国大陆禁娼已久,而她胆敢直面媒体说,我是一个性工作者。
2011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主办的第二届艾滋病预防与性工作国际研讨会上,叶海燕作为性工作者代表,受邀登台演讲。会议地点在北京,中国的首都。
叶海燕留意到,近年来,中国对性工作者的社会政策环境有一些松动。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多次提案,主张性工作者非罪化。2010年12月,公安部官员公开建议,将“卖淫女”改称“失足妇女”。多部门还下发通知,要求保护卖淫妇女人身权和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
长路漫漫,始终得关注当下。在这个三轮车像甲虫一样爬满大街小巷的县城里,她蹲守在那间月租300元、小得几乎挪不开身子的工作室里,继续她的“妓权运动”。工作经费紧张时,她甚至狂热地想,要不先去洗浴中心做一两个月,挣一两万回来,维持工作室一年的运作?
不过,每当看到“扫黄”的字眼,她还是不由得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