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共南京情报组

长治里1号中医诊所

1940年3月，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和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原属伪中华维新政府的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改为伪中央电讯社，换了一些上层负责人，下面班底依旧。 这年春天，上级党组织派李德生到南京建立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南京情报工作组。李德生以“世传中医”为掩护，在南京城南小火瓦巷长治里1号租下小巧幽雅的宅院，挂牌开业行医。随李德生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中共秘密党员张鸣先。李德生夫妇和张明达组成党支部，张明达改由李德生直接领导。

南京情报组成立后，工作顺利展开。当时南京情报组的成员，除早先来到南京的中共秘密党员西里龙夫（日本籍）、陈一峰，还有担任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私人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汪锦元，以及张鸣先、张明达等，共8人，李德生是负责人。整个工作组人虽不多，但由于西里龙夫、陈一峰、汪锦元等人在日伪政权中担任要职。靠着这些打入敌伪核心部门的同志，以及小组同志的密切配合，这个精干的战斗小组源源不断地将所获得的大量政治、军事情报送往上海，再转发延安和新四军军部。

张鸣先承担密写情报工作，张明达负责秘密交通。记载、传递情报的办法主要靠密写。有些重要的绝密材料，则由张明达强记。张明达年轻记性好，一篇三五百字的情报材料，在南京背熟后上火车，一路上假装瞌睡，不断“复习”；到了上海，他再背诵着写出来。用这种办法，敌人纵有通天本领，也无法发现。可是有的材料太长，难以背诵，他就利用新闻稿、日伪杂志来密写，以此瞒过敌人。

侦获日军战略情报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侵略军从西线突然闪电式大举进攻苏联，侵占了苏联大片国土，妄图致苏联于死地。日本侵略者也跃跃欲试，紧急备战，妄图趁机从东线占领苏联远东地区。此时，苏联奋起卫国战争并紧急备战东线。七八月，苏联面临着被德、日法西斯军队东西夹击的危急局势。这时，延安曾两次来电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北进”，正是指日本对苏联东线的入侵威胁。

同年9月，西里龙夫、汪锦元等人获悉日本军队已经暂停对苏联作战准备工作，立刻将这一可靠情报送往上海，转报延安。这一战略情报，使得当时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主力苏联的首脑部门，准确把握战局，抽调东线大批兵力，支援西线的保卫和反攻。 1941年11月，在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工作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汪锦元等人侦察到：日本在伪满洲国、华北的军队、辎重正往南方调动，驻旅顺等港口的日本军舰大批驶回日本。他们分析，日本海军可能在近期内袭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南京情报组将这一紧急的战略情报送往上海，很快传到延安。

果然，1941年12月7日晨，驻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突然袭击，被击沉战舰4艘，击伤战舰4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3艘，损失飞机近200架，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惨烈的重创面前，来自中国的情报赢得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美国的重视。

悲壮的结局

南京情报组平安紧张地在虎穴狼窝中战斗着。由于工作成绩卓著，曾受到党中央来电嘉奖。然而，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使南京情报组遭到破坏。

1941年l0月，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日本的佐尔格间谍小组被东京警视厅破获，日本近卫内阁临时顾问、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也被捕。这就是日本当局所谓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 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爆发，使当时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万状，一片混乱，第三届近卫内阁因此倒台。

尾崎秀实与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是密友，三十年代初期即同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和活动。1942年6月，上海、南京的日本宪警根据东京提供的线索，逮捕了一直与尾崎秀实关系密切的中西功、西里龙夫等革命志士，由此导致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南京情报组的暴露。

1942年7月的一天，张明达从上海回南京，并于翌日上午9时左右依约去李德生家汇报。一敲门，即被日本警察便衣特务扣住并遭拳打，追问他来干什么？他回答是来看病的，随即掏出早已与李德生一起准备的中药方。张明达被搜身，连口腔都被查了。这时天气很热，他身着原白色仿绸短上衣和乌黑仿绸长裤，一双布鞋，是标准的南京小市民打扮。敌人除了搜出一张毫无破绽的职员证外一无所获，只好把他推到李德生家的客厅里去。这时，张明达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认识到这是实践自己“为党的事业献身”誓言的时候了。可一进客厅，他有了新希望，因为这里已有10多名面带病容的男女老幼病人坐在地上。房间里，日本警察翻箱倒柜地在搜查。张鸣先被押着，站在房门口，这一切表明李德生已被捕。折腾约两小时，这群恶魔才带着李德生所有的书籍、本本和纸张扬长而去，并对张明达这群病人边踢边骂：“混蛋！给我滚！”

张明达磨蹭着走在最后，并用手势向张鸣先探问屋内有无敌特埋伏。张鸣先摇头示意没有。张明达轻声说：“李德生被捕，应该马上向上海组织报警”，并问她走不走。她说自己身份已暴露，可能走不脱，催张明达快走。张明达给她留下联系地址，就迅速离开。

出了小火瓦巷，张明达赶紧去通知陈一峰，但刚走近他家窗下，就听到屋内妇女的悲啼声，他意识到这里也出事了。于是，他立即回到自己的秘密住处，换了另一张长期准备着的“良民证”（即通行证），戴上眼镜，装扮成商店小老板，急忙赶到下关，乘坐下午由南京开往上海的特别快车，撤回上海。

与李德生、陈一峰同时被捕的，还有汪锦元同志。他们3人被捕后，被押往日本东京受审。至此，南京情报工作组被迫停止活动。

佐尔格、尾崎秀实被东京地区法院判处死刑，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中西功、西里龙夫在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于日本即将投降时被判死刑，未及执行，幸免于难，被盟军解救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李德生、陈一峰、汪锦元受尽折磨，不屈不挠，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45年日军与新四军秘密谈判时获释，后各自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派白沙到南京恢复情报组织，与李德生被捕后遗留下来的情报关系吕一峰、阮毓琪等同志接上联系。他们在南京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